体认古人心境，注重描摹细节
高阳以历史小说名世，剔抉钩沉的史料功夫却不为人所知。
不止一位朋友说，看过高阳小说后，对清史产生了兴趣。也许有人认为，历史小说的背景和人物多为真实存在过的，创作起来会比较轻松。其实不然，正因为历史小说的主人公是真实存在过的
高阳无疑是历史小说写作的最佳人选。他的腹笥极宽，尤其对清代的人物掌故、风土人情、诗词文集、典章制度烂熟于心。他写得最好的几部作品，无不是以清代为背景，如《慈禧全传》、《胡雪岩》三部曲、《红楼梦断》四部曲等。
《红楼梦断》是我所读的第一部高阳作品。由于个人对《红楼梦》的偏爱，这些年重读《红楼梦断》及其续篇《三春争及初春景》、《大野龙蛇》也是最多的。12年前，我刚读大学，偶有一日，看专业书累了，转到小说类书架前，发现了高阳的《红楼梦断》四部曲。那天抽出《秣陵春》一读，便放不下手，三天内将《茂陵秋》、《五陵游》、《延陵剑》四部曲全部读完，仍意犹未尽。《红楼梦》是一部奇书，作者曹雪芹是位奇人，敢于挑战这部妇孺皆知的名著，写出它“背后”的故事，是高阳学术自信的充分体现。
关于《红楼梦断》的写作意图，高阳在《我写〈红楼梦断〉》中夫子自道：“曹雪芹如何创造了贾宝玉这个典型，比曹雪芹是不是宝玉这个问题更来的有兴趣。”高阳何以对曹雪芹的创作心路如此感兴趣？或许与他的人生遭际和个性相关。
高阳原名许儒鸿，字晏骈，出身杭州显赫的许氏家族。家门悬挂三块御赐牌匾，花厅内的匾额是慈禧太后亲笔。他8岁时父亲去世，靠母亲抚养长大。曾就读于之江大学，由于战争影响，未能完成学业，渊博的文史知识全靠自修。1948年迁至台湾，1959年起任《中华日报》主笔多年。高阳一生疏于理财，千金散尽。为清偿高利贷的利息，动辄将著作版权卖断给出版社。虽然著述极丰，却债台高筑。婚后，妻子郝天侠名下的两幢房子，都借与高阳抵债，二人结缡十年，于1981年离异。1983年起，高阳与吴菊芬同居，直至逝世，死后还是欠着债。高阳又嗜酒如命，即便酒后不停咯血，也仍是要喝。他说：“人生几何，对酒当歌，喝酒不能尽兴，生有何欢？”与三五好友饮酒谈天，是他最为享受的时刻。而高阳最终的病故，也是酒后出血所致。
我们不妨来看看曹雪芹的朋友敦敏、敦诚兄弟对曹的描述：“燕市悲歌酒易醺”（敦敏《芹圃曹君?别来已一载……》），“新愁旧恨知多少，一醉??白眼斜”（敦敏《赠芹圃》）；“接篱倒著容君傲，高谈雄辩虱手扪”（敦诚《寄怀曹雪芹?》），“相逢况是淳于辈，一石差可温枯肠”（敦诚《佩刀质酒歌》），“步兵白眼向人斜”（敦诚《鹪鹩庵杂记・赠曹雪芹》）。在《佩刀质酒歌》的注中，敦诚写道：“秋晓遇雪芹于槐园，风雨淋涔，朝寒袭袂，时主人未出，雪芹酒渴如狂。余因解佩刀沽酒而饮之。雪芹欢甚，作长歌以谢余，余亦作此答之。”曹雪芹嗜酒、佯狂、清谈的名士之风如在眼前。
高阳的人生轨迹，与曹雪芹颇为相似。他们均早历繁华，此后饱受人世沧桑；满腹经纶，同嗜杯中之物，穷困潦倒而终。高阳的心态和生活方式，不似今人，倒与古代士人更为接近，是个生活在现代社会的“古人”。所谓“借他人酒杯，浇心中块垒”，高阳在创作历史小说时，对古人心境的体认，无疑更为贴切。
即便如此，丰满地再现曹雪芹的早年生活，还是有相当难度的。须知《红楼梦》的人物情节读者多能了然，若将曹、李两家人物与《红楼梦》简单嫁接，必然了无趣味。存世的曹、李两家资料，多以家族男性为主，而《红楼梦》是一部写女儿的书，若缺少了女性的内容与形象，《红楼梦断》将黯然失色。高阳熟稔清代故实，而且对《红楼梦》的各个版本极熟，对曹雪芹的创作意图也有自成一家的深刻体悟。因此，在《红楼梦断》四部曲中，真有其人的曹寅、曹?、李煦、李鼎、曹雪芹等人固然有生动的描写，难能可贵的是，高阳摹写了曹、李两家家族史中若隐若现的女性群像。这些女性形象，既暗合于《红楼梦》中诸女的命运，又不是《红楼梦》情节的机械重复。妙在似与不似之间，很显功力。从主子辈的李太夫、曹老夫人、马夫人、鼎大奶奶、震二奶奶，到丫鬟辈的秋月、春雨、小莲、楚珍，依稀可见《红楼梦》中贾母、王夫人、秦可卿、王熙凤、鸳鸯、袭人、晴雯、金钏的影子。
我研习明清史多年，对历史小说中涉及史实的部分非常挑剔，但高阳经住了我的“考验”。他不仅把握了历史大脉络，而且细节描述也能落到实处。这一点殊为不易。有些历史小说的作者，粗线条勾勒时尚能蒙混过关，进入细部描写立马露馅。高阳的历史小说最令人着迷之处，是强烈的“历史现场感”：通过对史实的精准描摹和细节的合理虚构，鲜活地呈现历史中的生活场景和人物形象，令阅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。可以说，高阳藉由小说这一形式，对历史进行了还原和重现。这些在《红楼梦断》四部曲中都有充分的展现。
作者在史实方面的细致随处可见，如《秣陵春》的开头，因李鼎奉命往热河行宫送桂花，才闹出一场家变。送桂花确有其事。康熙皇帝十分喜欢桂花，于康熙五十九年（1720年）五月，传旨李鼎从江南“送丹桂二十盆至热河，六月中要到”。李煦回旨说“奴才即督同儿子李鼎挑选桂花，现在雇觅船只装载，即日从水路北行”。及至李鼎赶回苏州，一场家变已经酿成。
生活细节方面，高阳更是不轻易放过。熟悉《红楼梦》的读者当然记得书中种种令人垂涎的美食。高阳本人精于饮馔，写来格外轻松。李府办老太太的丧事，为吊客端上茶点，是“一碗六安瓜片，菜泥包子、花素烧卖、芝麻松子馅的蒸饺、枣泥核桃方糕”。这四色点心，又是曹家震二奶奶指点厨子做出来的。曹雪芹似乎很爱写用鹅制成的食物，比如胭脂鹅脯、鹅掌、松穰鹅油卷等。高阳写震二奶奶回南京时，途经无锡，薛姓商人送来路菜，震二奶奶留下“生片火锅、一只烤过再煨汤的鸭子，一碟糟酿子鹅”。
曹震送丫鬟绣春的两样东西，碧玉耳坠“是小小的一个连环形，上镶挂耳的金钩，下垂极细的金链，吊着一枚六角长形，上丰下锐的金刚钻，材料形制，精致异常”。金表则是“景泰蓝的底面，周围镶珠。揿机钮打开盖子，表面与众不同。一昼夜分成二十四格，正中上下都刻着罗马字‘十二’，外圈每两格注明地支，上面的‘十二’是午，下面的十二是子”。种种生动细致的描写，会让读者更为迅速地融入文本的情境。
也许是因为读书人“掉书袋”的习惯，对所了解的历史掌故不吐不快。也许是生活所迫，不得不将故事拉长。高阳在叙述一件事的时候，往往喜欢将文笔宕开，牵扯其他不相干的史实或人物，大大铺排一番。读者固然会因此佩服作者的见识，其结果却导致读了半天，还得从头再看究竟说的是哪一桩事情。这一缺点在《红楼梦断》中已有体现，但尚不明显。其后期的一些作品，枝蔓过多的毛病就愈加突出，在阅读时要加以留意。
诗史互证的深厚功力
如果说历史小说是高阳借以复原历史的明面，那么诗词就是他阐释历史的暗面，较之历史小说的众多受众，显得不太为人所知。《高阳说诗》曾获1984年中山文化学基金会“文艺理论奖”。高阳的历史“野心”和抱负，在薄薄一册的《高阳说诗》中一览无遗。
近代以来，诗歌这一古人运用自如的技艺，渐渐凋零殆尽。我们已很难想象，诗歌曾经作为古人情感的载体，那样普遍地存在于他们的生活之中。高阳于近代学术人物中独重陈寅恪，就是佩服陈氏“诗史互证”的深厚功力。高阳曾说：“我作考证，师法陈寅恪先生，以穷极源流为尚。”他在《高阳说诗》中专门写有《“双山”一手陈寅恪》一文，笺注了陈氏的几首诗。他推崇陈氏以李义山为里，白香山为表，“双山”集于一手，精于用典却不着痕迹，是难得的诗坛高手。陈氏研究历史的特点，是由他人未予足够重视的常见材料入手，抽丝剥茧，最终得出令人咋舌的结论。陈氏于古体诗的典故信手拈来，诗是他经常使用的材料之一。从早期的代表作《元白诗笺论稿》，到晚年瞽目膑足时写就的《柳如是别传》，莫不如是。
而《高阳说诗》，则是高阳自己“诗史互证”的一次实践。《高阳说诗》共14篇，考证时间范围从唐代直至民国，内容包括杜甫的《咏怀古迹》的自况心迹，李商隐《药转》、《锦瑟》、《无题》诸诗的本事，对清初诗坛巨擘吴梅村的评价，“江上之役”诗纪，董小宛入清宫始末诗证，纳兰性德其人其词述评，陈寅恪《王观堂先生挽词》解析等等。高阳一一射覆，娓娓道来。
高阳选择考察诗词本事的对象皆有相当难度：唐代诗人中，老杜称“诗史”，隐晦之句尚不算多，而李商隐做诗用典之偏僻，诗意之飘渺是公认的；清代文网严密，如吴梅村等遗民，写诗慎之又慎，多用曲笔，为笺证增加了不小的难度；今人诗词难于笺注亦是不争的事实，而况是长于用典的陈寅恪。解这些难题才能显出一个学者的功力深浅。
以诗词证史是一桩相当冒险的事。古人的诗词，除去应酬部分之外，多为抒发一己情感隐衷，其中曲折，只怕本人才能说清。后人若想还原当时的情境，难免有想当然的成分在内。失之毫厘，便谬以千里。高阳算得上个中高手。即以李商隐为例，《高阳说诗》中有三篇专释李诗：《白日当天三月半》、《释〈药转〉》及《〈锦瑟〉详解》。《白日当天三月半》所释为《无题》之第四首，高阳反弹琵琶，认为《无题》诸诗不难解，后人过分将其与牛李党争相关联，以致附会穿凿，将感情诗解为政治诗。他以为四首《无题》有两个歌咏对象，一为李商隐的小姨，一似为王茂元的家伎。高阳对《无题》颇为偏爱，一篇文章尚不过瘾，另著《凤尾香罗》一书专做发覆。而水晶以为“不知所云”、邢杞风视之为谜的《药转》诗，高阳直截了当地指出其为登厕诗。水晶、邢杞风因不明“长筹未必输孙皓，香枣何劳问石崇”一联中所用典故，或认为是堕胎诗，或说是讽刺达官贵人和女道士偷情，读来实在令人忍俊不禁。《锦瑟》一诗，高阳考订出李义山因《牡丹》诗遭人谗言，致使令狐?误解其与媵妾私通。而义山因妻妹已嫁，顾其名节，无法向令狐?解释《牡丹》乃赠小姨之作。至令狐?之子令狐?，误解愈积愈深，累得义山半生蹭蹬。李义山临终匆匆编平生诗三卷，以《锦瑟》为首，既为求得令狐父子谅解，亦有托孤之意。这三篇考订文章，都写得十分精彩。
但即便是高阳，解诗也有不“中”的时候。如对陈寅恪《王观堂先生挽词》中“南斋侍从欲自沉，北门学士邀同死”一联本事，高阳以为“北门学士”为罗振玉，“颇疑为痴心女子以死相要、而负者相约同殉，以坚其必死之志，结果女死而男活”的典故。而据陈先生的弟子蒋天枢上世纪50年代亲聆其师的解释，“南斋侍从”是罗振玉，“北门学士”则为柯劭?，“罗、柯曾约王共投神武门外御河殉国，卒不果”。由此可知“今典”索解不易，亦不能苛责高阳。总体说来，《高阳说诗》的观点还是令人信服，能够自圆其说的。
高阳还有一部分作品介乎历史小说与严肃的历史考订之间。如《明末四公子》、《清末四公子》、《清朝的皇帝》等。《明末四公子》付梓时，台北发生所谓“诽韩”案，即韩愈第三十九代直系亲属状告郭寿华的文章诽谤先人，台北地方法院判原告胜诉，引发文艺界轩然大波。在此书代序《历史公案惟有历史能裁判》中，高阳写道，“不仅‘身后是非谁管得，满村争唱蔡中郎’的诗句可以证明中国向来有褒贬古人的言论自由，而且在世受人误解，而居心行事有自信者，往往亦表示，‘身后千秋付史评’。”高阳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研究的态度可见一斑。高阳常言：“学问乃天下之公器。”他的历史小说写作，诗史互证的方法，在多大程度上还原了历史姑且不论，这种治学态度和学术精神实在是值得我辈好好学习的。
作者单位：南京大学图书馆
（本文编辑 宋文佳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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